王中江:老子的学说与《金人铭》和黄帝言

作者:王中江 时间:2016-11-22 点击数:1171  【打印】 【关闭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道家的描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道家作出整体性概括的文献之一,也是至今看来仍然不失为一种很高明的概括。按照这一概括,源于史官传统的道家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认识到了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君人南面之术,它同尧的克让和《周易》的谦虚观念相吻合。《汉书·艺文志》的历史观是以儒家为本位的,它基于儒家的言必称尧舜的意识,认为《尚书》记载的中国帝王典范性人物始于尧正是孔子作出的选择取舍。[①]只是,要为道家的谦让等观念和思想寻找历史上的渊源和类似性,我们也许更可以同传说和传世文献记载中的黄帝的某些言论和思想联系起来。[②]这不仅是因为《史记》将黄帝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性人物,也因为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往往将他们的思想追溯到黄帝,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老子的思想同被认为是黄帝六铭之一的《金人铭》在一些方面具有明显的可比性。已有的研究通过比对《老子》和《金人铭》一些文本的相近甚至相同,[③]认为前者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但也有完全相反的意见和做法。[④]在这里,我想从讨论《金人铭》这一文本的早出以及它同黄帝之言的关系问题开始,进而从谦卑节制变易等方面对老子学说同《金人铭》和黄帝之言的关联尽量作出细致而又具体的分析和说明。

 

一 《金人铭》、黄帝之言与老子


回顾有关《老子》同《金人铭》两者关系的研究,看起来还比较有限,大都通过对两者的初步的对比,认为《老子》受到了《金人铭》的影响。有关《金人铭》这篇传世文献的由来以及它同黄帝之言的关系,我们的研究较少。[⑤]要在更加具体的意义上解明老子的思想如何受到了《金人铭》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受到了黄帝之言的影响,我们既需要集中到一些观念上来探寻它们之间的关联,也需要探讨《金人铭》与黄帝之言的关联,即《金人铭》是否就是传承下来的黄帝留下的铭文之一,或者至少它保存了黄帝的部分言论。

  我们知道,《尚书》记载的中国远古帝王是从尧、舜开始的,但谁能仅仅据此便可简单地说中国远古的帝王也只能从此算起。宋代学者范祖禹说:


《周礼》:内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春秋之时,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其书犹存也。盖自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不纪三皇,而《周易》系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事。[⑥]


清代学者梁玉绳、李景星也分别说:


  孔子删《书》肇于唐、虞, 系《易》起于包炎史公作《史》, 每祖述仲尼, 则本纪称首, 不从《尚书》之昉二帝, 即从《易辞》之叙五帝, 庶为允当。而乃以黄帝、颛、喾、尧、舜为五, 何邪? ……若羲、农, 实与黄帝、尧舜为五帝, 安得遗之?[⑦]

  孔子删《书》, 断自二典, 详政治也;太史公记史,始于五帝, 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 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黄帝之子二十五人, 后世或居中国, 或居夷狄。[⑧]


即使从传说来看,尧、舜就不是中国最初的两位远古帝王或最高统治者。司马迁从黄帝、颛顼开始也不能草率地被视之为凭空想像。事实上,司马迁在一点上是非常谨慎的。他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史记·五帝本纪》)


按照司马迁的说明,他以黄帝为开端,除了他考察了当时的一些地方的传闻之外,他还对一些有关的文献记载进行了选择取舍(“择其言尤雅者”)。从这两方面出发,他对黄帝作出了他认为具有可信性的记载。原则而论,我们固然不能简单地断定百家所言特别是黄老学中所言的黄帝之事、之言、之书都是历史的真实,但我们能不能反过来就说,这些都是后人依托出来的。我认为不能。《金人铭》、黄帝言以及两者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在《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类文献中,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七十篇(还有《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周训》十四篇等。如果这些文献都是道家比较早的源头的话,那么《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是不是也是道家更早的渊源,因为两者在汉代没有被看成是依托之作。与此不同的此外的《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也,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等都被则看成是六国时期的依托之作。[⑨]认为新出土的帛书四篇文献就是《黄帝四经》的一些研究者,整体上也将之看成是战国之时的依托。对此,可以提出的问题,一是当时的思想家为什么更乐意依托于黄帝而不是依托于其他(这需要有更仔细的研究);二是即使是依托,那是否就意味着其中没有保存黄帝的任何言论和思想。我认为恐怕不能这样断定。比如,在《六韬·兵道》中,太公引用了黄帝的一句话说: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这里肯定了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在《黄帝四经·十大经·成法》中,黄帝问力黑有关的问题,就同《六韬》引用的话具有可比性。

   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黄帝铭》有六篇。但后来大都佚失了。王应鳞《困学纪闻·诸子》(卷十)根据《皇览·记阴谋》(《皇览》撰集于魏文帝时,汉《七略》之书犹存”)记载的黄帝《金人器铭》和蔡邕的《铭论》说的黄帝有《巾几》之法,认为《金人铭》是《黄帝铭》六篇之一。在此,我们姑且先不管《金人铭》属于不属于《黄帝铭》六篇之一,我们首先要看看《金人铭》出于何时,它同黄帝究竟又是什么关系。朱渊清和庞光华都将《金人铭》的时代定在战国中期之后。在朱渊清看来,《说苑》的《金人铭》是对《孔子家语》中的《金人铭》这个文本改进而来;《孔子家语》本的《金人铭》又是在《太公金匮》本《金人铭》的基础上大幅改动而来;而《太公金匮》与《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六韬》等都属于太公类文献,它们都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的道家著作,故《金人铭》也是出现于战国中期之后。他说,战争是战国时期政治思想学说的主要内容,儒、道、墨等都各有兵书。《六韬》或《太公兵法》则是道家太公类的兵书部分。太公类著作是依托文王、武王与太公的问答而成。太公是周人灭商战争的军事指挥者,他被封于齐国,故太公类著作都出于战国中后期以后的齐国。定州简《六韬》中提到了御者王良,王良是春秋时晋国之善御马者。据此,朱断定《六韬》决不会早于春秋前期。而《六韬》中引用的黄老家言则意味着其出现时代应在战国中后期。[⑩]庞光华认为,《金人铭》应该是出现在战国末年至汉代初年的文本。他提出了四个理由,一是《金人铭》的内容与黄老学派关系密切,它应是黄老思想流行后的产物,它不可能产生于孔子时代;二是《金人铭》的内容性质与战国以前的青铜器铭文的特征不符;三是《金人铭》把孔子入周观书与孔子入太庙二事混在了一起, 露出了破绽;四是《金人铭》称三缄其口,而字在可靠的先秦文献中无闭口义。的本义为捆箱箧的绳索,它有闭口义是西汉才有的现象。[11]朱渊清和庞光华的论证能成立吗?《金人铭》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出现的那么晚吗?这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朱渊清和庞光华虽然都将《金人铭》看成是战国中后期之后黄老学的产物,但他们的论证方法有所不同。朱渊清是通过迂回的方法进行论证的,即他先将《说苑》的《金人铭》看成是对《孔子家语》中《金人铭》的改进,进而又将《孔子家语》中的《金人铭》看成是对《太公金匮》的《金人铭》的大改编,而《太公金匮》太公类的书都是战国中后期之后的黄老学的产物。但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太公金匮》等太公类的著作受到了《金人铭》的影响,它更不是直接通过太公类的著作传承下来的。很显然,太公类的著作并没有保存《金人铭》,它只有其中的一两句话,对它进行改编也完全无从谈起。因此,即使论证了太公类的著作出现于战国中后期之后仍无法论证《金人铭》也是在此时出现的(具体后述)

   在庞光华提出的四个理由中,惟有《金人铭》的哲理和道德规劝与已有考古发现的战国以前的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不同这一项有可注意之处,其他三点明显不能成立。我的观点是,《金人铭》并没有将孔子入周观书同《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入太庙二事混在一起,它自然也没有露出什么破绽(这一点也后述);说《金人铭》的内容是黄老学流行之后的产物,这完全可以说是倒果为因。尤其是说,从汉语史的角度寻得一铁证,先秦的可靠文献中字只用为名词的绳索和用为动词的用缄捆扎,没有用为闭口之例。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闭口之例,而在于有没有用作的例子,因为在缄其口中,已有字了。从庞光华引用《庄子·胠箧》中的必摄缄縢来看,他承认《庄子》的可靠性,但恰恰就是在《庄子》中,我们看到了有用为的例子: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齐物论》)根据前后文,这里的就可解释。此外,《庄子·天运》中的机缄[12]也可解释,或解释为

   正本清源,我们还是先回到保存《金人铭》比较完整的《说苑·敬慎》和《孔子家语·观周》篇中,[13]并看一看与此相关的重要记载。《敬慎》篇保存的《金人铭》如下(《孔子家语》与之相异者标出)

   古之慎言人也。

   戒之哉!戒之哉!(《家语》只有一个戒之哉”)

   无多言,多言多败;

   无多事,多事多患。

   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家语》作无所行悔”)

   勿谓何伤,其祸将长;

   勿谓何害,其祸将大;

   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家语》无此二句)

   勿谓莫闻,天妖伺人。(《家语》作勿谓不闻,神将伺人”)

   荧荧不灭,炎炎奈何;(《家语》作焰焰若何,炎炎若何”)

   涓涓不壅,将成江河;(《家语》作终为”)

   绵绵不绝,将成网罗;(《家语》作或成”)

   青青不伐,将寻斧柯。(《家语》作毫末不札”)

   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家语》作诚能慎之,福之根也”)

   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家语》作”)

   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

   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家语》作盗憎主人,民怨其上”)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家语》作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敬慎德,使人慕之”)

   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家语》作人莫逾之”)

   人皆趋彼,我独守此。

   众人惑惑,我独不徙。(《家语》作人皆或之”)

   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家语》作不示人技”)

   我虽尊高,人弗我害。(《家语》作,后又有谁能于此)

   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家语》作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家语》作而能下人”)

   戒之哉!戒之哉!(《家语》只有一句戒之哉”)


比较《说苑·敬慎》和《孔子家语·观周》这两个传世文献中保存的《金人铭》可以看出,两者的文字虽有些出入,但义理上则是一致的,没有龃龉扞格的地方。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是它的年代。按照《说苑·敬慎》和《孔子家语·观周》的记载,《金人铭》是置立于周太庙入门之后右阶(右陛”)之前的一座金人像背后的铭文,孔子在周都参观时,其中就参观了周的太庙并拜读了这一铭文,他还评论了这一铭文并教诲他的弟子要铭记铭文规劝的为人谨慎的道理。《说苑·敬慎》记载说:


   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孔子顾谓弟子曰:记之,此言虽鄙,而中事情。《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


与此类似,《孔子家语·观周》记载说:


  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子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

可以看出,这两处的记载一致。孔子参观的地方就是周都的太庙,《敬慎》记为观于太庙,《家语》记为太祖后稷之庙,它显然没有被混同为鲁国周公的太庙(即《论语·八佾》记载的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太庙”);而且两者的记载都很清楚,孔子看到的金人以及铭文是在周都的太庙之内。[14]此外,《孔子家语·观周》还记载有孔子参观周都的更多情况:


   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15]以上的记载,肯定了孔子到过周都,也肯定了孔子参观过位于周都的太庙。除非有非常可靠的证据,这是不能轻易否定的。[16]

   一般认为,周的太庙是称明堂,因为太庙的称谓是到了秦汉时才使用。但根据《说苑》、《孔子家语》和《论语》的记载,至少在东周孔子时,周的明堂已称太庙。《礼记》称天子居明堂太庙,这是将明堂和太庙合称。孔子说他在周都参观了周的明堂和太庙后,他才充分认识到周的兴盛之由。这也可以解释周人为什么会置《金人铭》于太庙之内。《金人铭》的铭文注重谨慎和谦卑,是哲理性、道德性的训示和规劝。这样的铭文也不能以它同已发现的战国以前的铭文有别而否定其早出。说起来,先秦的铭文用于颂扬先祖、彰明功勋等方面的居多。如《礼记·祭统》说:夫鼎有铭。铭者, 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 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 莫不有美焉, 莫不有恶焉。铭之义, 称美而不称恶。又如,《左传·襄公十九年》说: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铭之?小国幸于大国,而昭所获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但考古发现的已知的殷周金器之铭文中,没有发现哲理性、道德性的箴言和训诫内容,不能就说实际上也完全没有这样的铭文。下面我们列出四个这方面的例子。

   其一是《礼记·大学》记载的铭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显然,这一铭文是哲理性的,它不是颂扬祖先的,也不是称道功勋的;其二是《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论及晋公室的衰落而引用的铭文说:《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後世犹怠’”[17]其三是《国语·晋语一》记载晋大夫郭偃(即卜偃)论政引用有商的铭文:商之衰也,其铭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忧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为膏,而祗罹咎也。虽骊之乱,其罹咎而已,其何能服?吾闻以乱得聚者,非谋不卒时,非人不免难,非礼不终年,非义不尽齿,非德不及世,非天不离数。今不据其安,不可谓能谋;行之以齿牙,不可谓得人;废国而向己,不可谓礼;不度而迂求,不可谓义;以宠贾怨,不可谓德;少族而多敌,不可谓天。德义不行,礼义不则,弃人失谋,天亦不赞,吾观君夫人也,若为乱,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这里引用的铭文显然是训戒性的箴言;其四是《周礼·考工记》记载的铭文说: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18] 这里的铭文是有关量器方面的训语和箴言。根据以上的例子,断定先秦之前的铭文没有用于哲理性、道德性等方面的训诫和规劝,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金人铭》不过是其中之一。[19]蔡邕的《铭论》列举了远古以来的一些铭文,其中不仅有黄帝的巾几之法,还有《金人铭》:


   《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昔肃慎纳贡铭之楛矢,所谓天子令德也。黄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盘杅》之诫,殷汤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显之铭。武王践阼,咨于太师,而作席机楹杖杂铭十有八章。周庙金人,缄口书背,铭之以慎言,亦所以劝进人主,勖于令德者也。


   另外,《金人铭》也决非出自太公类的著作中(《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和《太公兵法》等)。正如我们上面所强调的那样,《说苑·敬慎》和《孔子家语·观周》都清楚记载文中收录的《金人铭》,是孔子参观周庙时看到的。迄今我们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来否定这两个文献记载的真实性。相反,其它的文献也能进一步证明它们记载的真实性。一是《太平御览》卷390引《孙卿子》说:《金人铭》曰:周太庙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无多事,多言多败,多事多害。根据这一文献的记载,《荀子》一书引用的《金人铭》(虽然是少量的几句话)及其出处与《说苑》和《孔子家语》的记载是一致的;二是,在太公一类的书中,并没有类似于《说苑》和《孔子家语》中的《金人铭》。而且,根据后世的记载,太公一类的书中引用的黄帝之言以及同《金人铭》有关的都有说明。如:


   武王问: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云:余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唐马总《意林》卷一引《太公金匮》卷二)

   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诫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诫曰:吾之居民上也,揺揺恐多,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皇览·记阴谋》引《黄帝金人器铭》,见《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困学纪闻·诸子》卷十)

   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居民上,揺揺恐夕不及朝,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人。’”(《玉海》卷三十一引《皇览》)


根据这三处的记载,太公或者是说黄帝云,或者是说黄帝之诫;同时,三者都说到了黄帝与金人和铭文的关系。在明人的记载中,部分文献也将太公类书中引用《金人铭》的话看成是黄帝言。如,冯惟讷《古诗纪》卷十《古谚》所录《太公兵法》引《黄帝语》说: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 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伐柯。为虺弗摧,行将为蛇。梅鼎祚《古乐苑》卷四十三所载与上类似:《太公兵法》引《黄帝语》: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虺弗摧,行将为蛇。’”此外,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也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为《黄帝语》。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太公类的书中,属于《金人铭》的铭文有的没有被标出是黄帝之言,如杨慎《古音略例》引《太公金匮》说:黄帝居人上,惴惴 如临深渊;……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雨叶不去,将用斧柯。日中开始到结束,这段话与《六韬》一样,都没有说是引用黄帝之语。此外,《战国策》卷二十二《魏策一》记载:苏子引《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20]《逸周书·和寤》也说: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将成斧柯。据此,这两段话是出自周书,没有说是黄帝语。但根据以上的文献,可以说它原本属于黄帝之言,只是它没有指明出处。据黄方刚的统计,《吕氏春秋》引用《老子》中的一些话,就没有指明出处。[21]

   在《大戴礼记》卷六《武王践阼》篇中,[22]武王制作了一些以警戒和约束自己,其中就有属于《金人铭》的席前左右端之铭:安乐必敬无行可悔[23]还有就是《楹之铭》: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根据《大戴礼记》的记载,武王作的戒书,是根据太公所传授的黄帝等的丹书

武王践祚,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恒者乎?诸大夫对曰:未得闻也。然后召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

   《大戴礼记》记载的太公传授给武王的丹书之言只有一段,但既然是丹书,就不可能只有一段话,太公传授的黄帝之言应该还有其他;另外,武王的戒书好像都是自己作的,但既然有《金人铭》中的话,就说明并非如此,只是他没有标出罢了。

   在传世的先秦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以不同方式引用先人之言的情况,有关这方面,我们也有一定的研究,比如俞志慧的《先秦文献中散见的言类之汇编》,就比较系统地列举和统计了当时人们引用的名言、名语。[24]引用者有时虽然没有具体说出这些名言、名语出自何人、何书,但这种引用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这说明在先秦时期,当时的人们所能看到的书籍显然要比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多,而且一些书籍的内容和篇幅也比后来经过整理和删订之后的要多。《诗》不用说,《书》也是同样。《墨子·贵义》篇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按照《书》之所起远矣,我们可以推测,孔子删除了唐虞之前的篇籍,径直从尧舜开始。这同《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的说法一致。因此,黄帝之言之事虽然没有在《尚书》中得到保存,但却以其他方式得以传承。《黄帝书》和《金人铭》等就是其中的部分。其他子书中引用的黄帝语和它相互补充,这使得我们对黄帝的思想能够有一定的了解。正如大家注意到的那样,《老子》书中有的话,就是以引用的方式说出的,如建言有之圣人云等。但它引用的一些话也有不标明的,这从它受《黄帝书》特别是《金人铭》影响并引用它的一些话就可以看出。正如马叙伦所说:

而《老子》五千文中谷神不死四语,伪《列子》引为《黄帝书》。黄帝虽无书而古来传有此说。后人仰录为书,则许有之。故《吕氏春秋》、贾谊《新书》皆有引也。又将欲取之,必姑予之,此《周书》之辞也。强梁者不得其死,此周庙《金人铭》之辞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郞顗上《便宜七事》引以为《易》之辞。则老子盖张前人之义而说之,不自创作也。[25]

 

  谦卑柔弱方面来看


从以上的探讨出发,下面我就从一些不同的方面分别考察一下老子的学说是如何受到了《金人铭》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看老子的谦卑和柔弱观念同《金人铭》的关联。老子的学说以主张柔弱而著称,对此我们非常熟知。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们就深知老子学说的这一特征。荀子肯定老子发现了谦卑、谦恭的方面(“有见于屈),同时又批评老子没有看到人事上进取和果敢的方面(“无见于伸”);《吕氏春秋·不二》将老子的思想概括为贵柔,认为老子思想的根本特质是崇尚柔性。《庄子·天下篇》概述老子和关尹的思想,说他们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未尝先人而常随人人皆取先,己独取后。人皆取实,己独取虚,岿然而有余人皆求福,己独曲全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其中它以老聃曰的方式引用了《老子》一书中有关柔弱不争的话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此外,它还引用了不见于《老子》的坚则毁矣,锐则挫矣的话。从《庄子·天下》篇的记载可知,老子和关尹子有非常浓厚的谦卑、柔弱的意识和观念。

   但只要稍微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老子的贵柔观念受到了《金人铭》影响。在《金人铭》中,我们直接就看到了它推崇谦卑、雌性和批评刚强的话语:


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家语》作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敬慎德,使人慕之”)

   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家语》作人莫逾之”)

   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家语》作不示人技”)

   我虽尊高,人弗我害。(《家语》作,后又有谁能于此)

   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家语》作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


对照一下《老子》,其中一部分语句与《金人铭》的话非常相似: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42)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66)

   知其雄,守其雌。 (28)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2)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66)


确实,直观上看两者就有很强的可比性,特别是第42章老子指出他说的强梁者不得其死人之所教,他亦教之,并将以为教父。这说明老子受到了《金人铭》的影响,虽然老子使用和强调的柔弱术语,在《金人铭》中并没有。但老子从《金人铭》中发展出了一种充分的谦卑、柔弱的哲学,这种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老子哲学的特质。《庄子·天下》篇说老子、关尹以濡弱谦下为表,其在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相对应的情况下具有一种外在表现的意义,但在老子哲学中,它已成为老子哲学的标志。老子从《金人铭》中得到的东西不是单纯的几句话,而是对其思想和义旨的深刻领会和把握,对强梁者没有好的结果、对后之、下之、卑下、不争、执雌的意义的洞察。

   如同上述,即便我们不将《金人铭》简单看成是黄帝直接创作的,但不能排除其谦卑、谨慎的思想同黄帝之间的关联。《尚书·尧典》说尧能够允恭克让。如果说道家的学说像《汉书·艺文志》所说合乎尧的谦虚、谦让,那么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它也合于黄帝的谦虚思想。从汉代开始,传世文献引用的《太公金匮》和《太公阴谋》,都记载有太公首先称道黄帝谨慎的思想。在《太公金匮》中,姜太公回答武王询问五帝都有什么告诫,太公首先说到的是黄帝的告诫——即黄帝居民上,振振如临深渊,其次是尧的告诫(“居民上,振振如临深渊”)。尧之后,则是舜、禹和汤。《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引《阴谋》说:


   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戒可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时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恐夕不至朝;尧之居民上也,振振如临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恐不满日;汤之居民上,战战恐不见旦。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惧不敢怠。


   前述马总《意林》卷一引用《太公金匮》卷二、、《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三引《太公金匮》、《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引《皇览·记阴谋》、王应麟《困学记闻》卷十引《皇览·记阴谋》等,太公告诉武王的五帝之戒,都是从黄帝之戒说起。也就是说,他将谦虚和谨慎的思想最早追溯到了黄帝,不管是摇摇恐夕不至朝,还是惴惴若临深渊,都是说黄帝作为统治者的谨慎行事。之后的尧、舜、禹和汤(太公所说的五帝包括了禹和汤)都一脉相承了这种谨慎。谨慎可以说是谦虚的一种表现。统治者掌握着最高的权力,而权力容易让人失去谦恭之心和行事的谨慎。这种思想在《周易》中的表现就是卦及其谦虚思想。的卦象是艮下坤上,它的卦辞说一个人只做到谦虚,他就会亨通,作为君子他就有好的结局。谦卦的爻辞,强调一个有声望的人、有功劳的人,他还能保持谦虚,他就是吉祥的和有利的。《谦》卦被认为是六十四卦中最吉利的卦,它也是一种美德,而美德在通常情况下总是使人获益匪浅。《汉书·艺文志》说一个人做到了谦虚有四种益处,这来自于《彖》的说法: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谦虚强调的是不自满、不傲慢和不自以为是,强调的是人要为不同的可能性留下余地。在三代传统中,周公是践履谦虚美德的榜样。《说苑·敬慎》记载说: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辞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鲁,将辞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尝一沐三握发,一食而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是以衣成则缺衽,宫成则缺隅,屋成则加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其戒之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26]


   《周易》有损益二卦,它也被看成是倡导谦虚思想的。孔子非常看重损益二卦,但他从中阐发的义理有不同的侧重点,一是从春天、冬天时节的推移和自然天道的变化与人事的关系上来看待吉凶,从事物的增加和减少之中寻找祸福的原因;[27]二是直接从损益中引申出谦虚的美德和傲慢的不善。出土的传述《周易》的文献《要》篇(还有《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的内容)属于前者,[28]《说苑·敬慎》(《孔子家语·六本》的记载与此类似)记载的内容则属于后者。《说苑·敬慎》记载说: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有关孔子主张谦虚、反对自满的思想,传世文献还记载他观看周庙看到了被认为是宥坐之器的欹器,从中引发了他对虚与满的感想和看法。《说苑·敬慎》记载说:


   孔子观于周庙而有欹器焉。孔子问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盖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挹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29]

《彖》传对损益、盈虚的解释没有明显偏向一方。在它看来,损益和盈虚是好是坏,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时间来进行判断和选择。有关谦虚和谨慎,《诗·小雅·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诗句,常被儒家所注重和引用。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有谦受益,满招损的说法。

   从《老子》一书的文本来看,它没有明显受到《周易》卦的影响。老子当然具有谨慎的思想,虽然这个词他只在慎终如始的意义使用一次。但《老子》第15章说: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章太炎从老子的谨慎中看到的是老子的胆怯之心,他还说胆怯者往往权术亦多。[30]章太炎固然是学问之大家,但他的这一评论比较草率。老子使用了损益的概念,但它不是在谦虚与傲慢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老子》第42)这一说法同孔子对损益的一种说法有点类似。因此,如果我们追溯老子崇尚卑下、柔弱的美德和观念,我们直接可以从《金人铭》的说法中找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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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王中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