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健:元代“年谱、传记类”孟学著述三种考议

作者:周春健 时间:2016-12-22 点击数:2098  【打印】 【关闭

 

元代“年谱、传记类”孟学著述三种考议[i]

 

中山大学哲学系  周春健  

 

 

  要:元代孟学著述,可以分为诸多不同的著述体式,不同体式的背后,蕴含着特定的时代因素及思想背景。元代“年谱传记类”孟学著述共计三种,反映出某种历史观念和学派观念,之所以产生这类著述,与孟子“亚圣”地位得到官方封赠直接相关。而更为深远的背景在于,宋代以来理学四书学的兴起以及蒙元统治者“以儒治国”的文化政策。

关键词:元代  孟学  年谱  传记  思想史

 

 

元代百年,孟学发展的总体水平虽然不高,却有值得特为关注之处。这种关注,目的不在刻意拔高元代孟学的学术地位,而在试图建立元代孟学与其所处特殊时代的思想史关联。

据统计,有元一代孟学著述总计达141[ii]。从著述体式的角度,可以划分为“集编体”、“笺疏体”、“辨疑体”、“经问、经疑体”以及“年谱、传记体”等诸多类型。不同著述体式的背后,蕴含着特定的时代因素及思想背景。比如南方之所以有“集编体”、“笺疏体”著述,乃是出于元儒对朱熹《四书集注》的推尊与维护;北方之所以有“辨疑体”著述,乃是出于北方经学传统与南方理学传统的差异;而之所以会有“经问、经疑体”著述,则是由于自元仁宗“延祐科举”始,朱熹《四书集注》被列为首当其冲的考试内容,为利科举之试,有士人专门编撰了这类应考之作。

在元代孟学著述中,有一类属于“年谱、传记体”。这类著述数量不多,且多亡佚,著作者也存有争议。不过通过对现存资料信息的考察,依然可以反观元人对于孟子其人其书的某些观念,以及所以如此认识的学术缘由。

需要说明,之所以将“年谱”、“传记”类著述作为一类考察,乃是由于这两种体裁具有密切关联:其一,就史籍体制的沿革来看,有一个由编年而纪传(如从《春秋》到《史记》)、由纪传而编年(如从《汉书》到《汉纪》)的递变过程,年谱与传记在体制上互为所出;其二,两种体裁在内容上也可以互相补足,题名程复心的《孟子年谱序》即云:“《论语》编年,所以补《孔子世家》也;《孟子》编年,所以补《孟子列传》也。”

在古代目录著作中,被认定为元人所撰的“年谱、传记类”孟学著述共有三种,分别为:吴迂的《孟子年谱》、程复心的《孟子年谱》、吴莱的《孟子弟子列传》。兹分别加以考述。

 

一、吴迂《孟子年谱》的著录与流传

 

吴迂,字仲迂,江西浮梁人。《宋元学案》将其归入双峰先生饶鲁(1193-1264)之门人,述其生平云:

 

从双峰学。尝应科举不上,遂弃之。辟兵横塘,讲道不废。皇庆间,浮梁牧郭郁延之为师,以训学者,时称可堂先生。汪克宽,其门人也。所著有《四书语录》、《五经发明》、《孔子世家》、《先儒法言粹言》、《重定纲目》。使者表其所居曰“逸民”。年九十卒。[iii]

 

吴迂所著《孟子年谱》一卷,明末清初时已经亡佚,朱彝尊(1629-1709)《经义考》卷二三六即注曰“佚”;清人雷学淇《介庵经说》卷九亦称:“《北堂书钞》所引《孟子别传》、元人吴迂所撰《孟子年谱》二书,皆不传。”对吴氏《孟子年谱》进行著录者,有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卷一、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魏源《元史新编》卷九十一《艺文志一》等。

清人陈昌图《南屏山房集》卷二十著录“孟子年谱一卷”,将著作者认定为明人,称:“明吴迂撰。按迂爵里无考,其书久佚。见朱彝尊《经义考》。”其实,吴迂爵里甚为清楚[iv],唯生卒年不详。但就其曾亲炙饶鲁推考,决不当为明人,未知陈说何据。

又,清人周广业(1730-1798)《蓬庐文钞》卷四《书程复心孔子论语年谱孟子年谱后》云:

 

是时,与兔床借得潘彦登《孟子生日考》及《亚圣孟子年谱》,并此(按:指程复心《孟子年谱》)为三种。彦登想系时人,其考只据《留青日札》所载孟子生卒论之,仅六百八十一字。唯云孟子周安王十七年丙申生,赧王十三年卒,虽想当然,却大有理。《年谱》则题云:“元浮梁吴迂佚本、朱余陈敬璋补订。”《谱》虽荒陋,亦不知何者为原,何者为补,想皆陈所伪撰,不足观也,故皆略而不录。元有吴仲迂,字可翁,号可堂,番昜人。此云吴迂,恐即是人,而脱仲字也。

 

这中间,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吴兔床(即海宁人吴骞〔1733-1813〕,清代著名藏书家)所藏《亚圣孟子年谱》,题为元人吴迂之佚本,证明该书此时或在民间仍有流传;其二,周广业以《孟子年谱》荒陋,认为乃属陈敬璋之伪撰,不足观也,或此书并非真属吴氏佚本;其三,番昜即鄱阳,浮梁旧属鄱阳郡,故周氏所云吴仲迂当即指《孟子年谱》作者,然吴迂字仲迂,吴迂、吴仲迂为同一人,周氏以为或脱“仲”字,误也。

 

二、程复心《孟子年谱》伪书考

 

程复心(1256-1340),字子见,学者称“林隐先生”,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清人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六十四将其列入“潜庵(朱熹弟子辅广)私淑”,学问乃属朱学一脉。关于其生平学术,明人冯从吾《元儒考略》卷四云:“自幼沉潜理学,会辅氏、黄氏之说而折衷之,章为之图,图为之说。书成,名曰《四书章图总要》。仕元,为徽州路教授,后以母老辞归。”又《江南通志》卷一六四《儒林二》称:“师朱洪范,友胡炳文,尝著《四书章图》,又著《纂释》二十卷,以发濂洛诸儒之旨。至大间,行省献其书于朝,荐授徽州路教授。”

题名“元星源[v]程复心子见编”的《孟子年谱》一卷,今有留传。常见版本有清曹溶《学海类编》本、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四库存目丛书·史部》据之影印)、《丛书集成初编》之排印本等。不过此书的著作权是否归于程氏,却有较大争议。

明确将《孟子年谱》认定为程复心所撰的目录书,主要有清人何绍基(1799-1873)的《(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三三八、曾廉(1856-1928)的《元书》卷二十三、丁仁(1879-1949)的《八千卷楼书目》卷五等。

有些目录书虽然有所著录,却对其真伪提出了怀疑。比如《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六四《经籍考》于“程复心《孔子论语年谱》一卷《孟子年谱》一卷”下加按语云:“此二书为曹溶《学海类编》所载,疑出伪撰。”《钦定续通志》卷一五九《艺文略》著录此书,亦注曰:“旧本题元程复心撰。”《四库总目》卷五十九《史部·传记类存目一》则辨证云:

 

旧本题元程复心撰。复心既作《论语年谱》,更取《孟子》七篇为编年。其以某章为某年之言,缪妄与《孔子年谱》相等。其谓孟子邹人乃陬邑,非邹国也,语极辩而不确,亦好异之谈,盖与《孔子年谱》一手所伪撰也。考朱彝尊《经义考》载谭贞默《孟子编年略》一卷,今未见其书。然彝尊所载贞默《自述》一篇,则与此书之《自述》不异一字,疑直以贞默之书诡题元人耳,伪妄甚矣![vi]

 

可见,馆臣乃以程氏《孟子年谱》出于伪撰,且真正的著作者为明人谭贞默(1590-1665)。清人周广业(1730-1798)亦曾怀疑程氏《年谱》实为“谭所借撰”:

 

友人吴兔床骞有程复心《孟子年谱》钞本一卷,论不可不编年者有四[vii],此其一也。文与谭贞默《编年》正同,岂谭袭用之欤?子见为元名儒,不应有此乖误,疑为谭所借撰。故朱竹垞于程只录《四书章图》二十二卷,不及《年谱》,而于谭独详载《孟子编年》也。[viii]

 

然而,《年谱》文字之“缪妄”与“有此乖误”,均不能成为推导出该书非程复心所撰的必要条件:其一,某人为“名儒”或者有“名作”,不意味着他的所有著述皆为“上乘”,其早期著作、仓促之作或者所著非其擅长,也可能出现与其名誉不相称的作品;其二,即便是程复心的名作《四书章图纂释》,固然有“发濂洛诸儒之旨”、“有补于理学甚大”[ix]的赞誉,但也有相当严厉的批评,比如明人薛瑄(1389-1464)即称:“程复心《四书章图》,破碎义理,愈使学者生疑。”[x]

不过,同样署名“元星源程复心子见编”、与《孟子年谱》有着密切关联的《孔子论语年谱》一书,却露出了明显的“破绽”。《论语年谱》篇末有大段按语云:

 

孔子生卒年月,向多聚讼。……然诸书之中,已自龃龉难合,若《孔氏志》、《先圣本纪》、《祖庭广记》、《孔庭纂要》、《孔氏世谱》、《孔子图谱》、《历聘纪年》、《阙里志》,其后已至《潘氏通纪》、《素王记事》、《圣门志》、《圣贤冢墓志》、《事迹图谱辨》等书,又其后已浸淫转写,愈失本来。……后来季本《图迹》妄辨,亦因疑为不实。……此《图谱辨》之至舛也。……愚述《论语年谱》,就诸书穿凿矛盾之处忝互会通,词期无碍,义归决定……

 

这里提及的诸多孔子年谱中,有的撰者及年代可考,比如《先圣本纪》为南朝梁人刘縚所撰,《孔氏志》曾为唐徐坚《初学记》引用,成书当在唐前,《祖庭广记》撰者为金人孔元措,这几种成书皆在元代之前,若《孔子论语年谱》确为程复心所撰,后人引述前人之语当属正常。然而,《阙里志》撰者为明人陈镐(?-1511),《素王记事》撰者为明人傅汝楫(万历、天启间人,一说明人黄濬),《圣门志》撰者为明人吕元善(天启中任山东布政司都事),《事迹图谱辨》当指明人季本(1485-1563)所撰之《孔孟事迹图谱》,《孔庭纂要》撰者则为清人孔继汾(1725-1786)。至于《圣贤冢墓志》,从按语中“其后已至”一语推断,不当指晋人李彤所撰之《圣贤冢墓记》(《隋书·经籍志·史部》有著录),而极有可能即指清人钱坫(1744-1806)所撰之同名著作。很显然,作为元人的程复心不可能寓目这些明清人的著作,故而《孔子论语年谱》当属伪书、非元人程复心所撰无疑——除非有证据表明正文为元人文字、“按语”为后人所加。

前代目录书往往将《论语年谱》与《孟子年谱》并提,皆归于程氏名下,二书之体例风格极为相近且往往并行刊刻,可见二书确乎极有可能出“一手所撰”;且今存《孟子年谱序》称:“《论语》可编年,《孟子》何不可编年?……于是乎本《孟子》之书,作《孟子编年略》。”由此可以推断,《孟子年谱》当成于《论语年谱》之后,且同《论语年谱》一样,亦当为伪书。

那么,《孟子年谱》果真如周广业所说,是明人谭贞默所“借撰”吗?这恐怕还需要斟酌。如前所述,《孟子年谱》篇末述《孟子》“不可不编年者”有六,与谭贞默《孟子编年略》之“自述”文字几乎完全相同,而且《孟子年谱序》末尾称“于是乎本《孟子》书,作《孟子编年略》”,正与谭氏书名吻合。但这似乎不能证明《孟子年谱》一定为谭氏所撰,因为也有可能是贞默之后的人,将贞默之书伪题复心之名,此即《四库总目》所云“疑直以贞默之书诡题元人耳”之意。甚至,又有可能真正的撰著者亦非贞默,而是更晚的清人。因为《论语年谱》按语中所提诸书,最晚者已经到了清代中晚期(如孔继汾、钱坫诸人);而《孟子年谱》又当在《论语年谱》之后,则其撰作时间应该更晚。

《孟子年谱》的撰者及成书如此纠结,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或许跟今日所见传本的最初来源有关。《孟子年谱》今存三个版本中,最早者当属《学海类编》本。《学海类编》乃题名清人曹溶(1613-1685)所辑、门弟子陶樾(生卒年不详)增订,而据四库馆臣所言:

 

此编裒辑唐、宋以至国初诸书零篇散帙,统为正续二集,各分经翼、史参、子类、集余四类,而集余之中又分行诣、事功、文词、纪述、考据、艺能、保摄、游览八子目,为书四百二十二种,而真本仅十之一,伪本乃十之九。或改头换面,别立书名,或移甲为乙,伪题作者,颠倒谬妄,不可殚述。以徐乾学《教习堂条约》、项维贞《燕台笔录》二书考之,一成于溶卒之年,一成于溶卒之后,溶安得采入斯集?或无赖书贾以溶家富图籍,遂讬名于溶欤?[xi]

 

可见,《学海类编》亦为伪书,既然其“真本仅十之一,伪本乃十之九”,那么出于其中的《孔子论语年谱》和《孟子年谱》伪题元人程复心之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有一个细节需要关注,目前所见著录程复心《孟子年谱》的目录书,几乎全部出于《四库总目》(初稿成于1781年)之后,而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所据版本,乃是时任翰林编修的徽州歙县人程晋芳(1718-1784)的家藏本;巧合的是,《四库全书》中《学海类编》一书的采进本,亦恰好是程晋芳家藏本。也就是说,今日所见题名程复心的《孟子年谱》和《孔子论语年谱》,都出自程晋芳之家藏,或许书籍的造伪正与程晋芳有关。史家钱大昕在补撰《元史艺文志》时,即对此书表示了怀疑:“程鱼门(按:即程晋芳)家藏程复心《孔子论语年谱》、《孟子年谱》各一卷,不见于前人著录,或是好事伪托,今不收。”[xii]甚或在程晋芳之前,世间其实原本无这两部年谱。这大概也正是明末清初两位目录学大家黄虞稷和朱彝尊未曾对二书著录的重要原因。

综上,《孟子年谱》当属伪书,非元人程复心所撰,一方面,我们无法依据《年谱》的相关文字推考元人的孟学观念[xiii],当然这不意味着《年谱》关于孟子行历的诸多考察没有了意义,事实上后世以至今日许多相关研究皆以《年谱》为重要参考[xiv];另一方面,今日相关目录书以及总集等的编纂,也不当再以《孟子年谱序》等文字归属元人程复心[xv]

 

三、《孟子弟子列传》与吴莱的孟学观

 

吴莱(1297-1340),字立夫,婺州浦阳(今浙江浦江)人。天资绝人,延祐七年(1320)以《春秋》举上礼部不利,退居山中讲学著书,所著有《尚书标说》六卷、《春秋世变图》二卷、《春秋传授谱》一卷、《古职方录》八卷、《孟子弟子列传》二卷、《楚汉正声》二卷、《乐府类编》一百卷、《唐律删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等。年四十四卒,门人私謚曰渊颖先生,再謚贞文。《元史》有传,《宋元学案》卷五十六将其列为“方氏(方凤)门人”。明人宋濂绍述其学,撰《渊颖先生碑》,详述其生平。

吴氏所著《孟子弟子列传》,后世多有著录,但明末清初时即已不传,《经义考》卷二三六即注曰“佚”,且卷数有二卷、三卷之异[xvi]。今日所见惟有该书之《序》及零星佚文,不过由此仍可推考吴氏的某些孟学观念,也映射出元代的某些时代特征。

 

1.“亚圣之大才”

宋濂在为吴莱所撰碑文中称:

 

(吴莱)复谓孟子乃亚圣之大才,司马迁不当使与邹衍、淳于髠、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长卢同传,因删去诸子,益以万章、公孙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传》。[xvii]

 

这段话点明了吴莱所以撰作《孟子弟子列传》的主要缘由,即认为《史记》对于孟子传记的处置不当,而这种“不当”认知的支撑,乃在于吴莱以孟子为“亚圣”,邹衍、荀卿诸子无法与之匹并[xviii]。吴莱之所以专力花心思去撰作《孟子弟子列传》,是因为孟子在吴氏生活的元代中期,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并且首次得到蒙古政权的官方封赠。《元史·文宗纪三》载:

 

(至顺元年闰七月)戊申,加封孔子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太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河南伯程颢豫国公,伊阳伯程颐洛国公。”

 

虽然“亚圣之大才”之说出于东汉赵岐(见《孟子题辞》),《孟子》在北宋也经历了一个由子入经的“升格运动”[xix],但由皇帝下旨正式加封“亚圣”名号,却是发生在元代。而这一封赠,也大大推动了孟子其人其书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孟子弟子列传》的撰著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

 

2.经子之辨

吴莱不惟许孟子以“亚圣之大才”的崇高地位,而且有意识地将孟子与列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诸子作了严格区隔:一为亚圣,一为诸子;所撰一为经书,一为子书,判然分明。

上引宋濂碑文之语,即已表明吴莱以邹衍、荀子诸子不当与作为“亚圣”的孟子并列,《孟子弟子列传序》开篇亦云:

 

太史公《孟子列传》,首孟轲,继邹衍、奭、淳于髠、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长卢子,曰皆在孔子后。荀卿可言也,彼数子者不同道,奈何同传?将以孟子置诸战国辩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则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则曰述仲尼之意,彼数子者,亦有一于此乎?[xx]

 

这里,吴莱将邹衍诸子视为“战国辩士之流”,而孟子则是继述唐虞三代之德和孔子之意的大儒,因“不同道”,故不当以“皆在孔子后”而列为同传。鉴于此,吴氏才“本太史公《孟子列传》,删去诸子,且益以高第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xxi]。如此处置,孟子承绪孔子的“亚圣”地位便很好地突显出来了。

 

3.荀学“浸淫于异端”

吴氏序言中所谓“荀卿可言也”一语,表明在他观念中荀卿与邹衍诸子的不同,因为毕竟荀子亦属儒家八派之一。然而在孟、荀之间,吴莱却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尊孟抑荀”的立场。吴氏追溯荀子的学术师承,称“子弓与仲尼不同时,又行事无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又称:

 

将荀卿之学,实出于子弓之门人,故尊其师之所自出,与圣人同列,亦已浸淫于异端矣。于是孟子之没者久,所谓“沟愚瞀儒”,正指万章、公孙丑之徒也。荀卿在战国号称大儒,犹同门异户者如此,又况邹衍、奭、淳于髠、墨翟以下诸子,违离怪诞者甚矣,何可与同传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党尽矣,悲夫![xxii]

 

吴莱以荀卿之学“浸淫于异端”,而对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横加非薄,导致孟子一派长期湮没不彰;而荀子之学出于子弓,学术不纯,不足以如孟子一般承绪孔子之学,故荀子不当与孟子同传,更遑论邹衍、墨翟诸子。可见,吴氏《孟子弟子列传》之作,亦有意针对荀子之《非十二子》(“沟愚瞀儒”之说即出其中)而反动之,以为孟派正名。

 

4.---

《孟子弟子列传序》一文,体现出吴莱鲜明的道统观。序文开篇所谓“一则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则曰述仲尼之意”,其实便是排斥荀卿、邹衍诸子,将孟子作为三代以来学术正宗,将“孔孟”并称。下文又称:

 

盖战国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显: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学出于曾子、子思,荀卿犹从而讥之曰:“世俗之沟愚瞀儒,嚾嚾然,略法先王,案往旧造说而不知其统。我则异焉,治则法后王而已矣。”至于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贱者,所重必仲尼、子弓。”

 

如此,吴莱进一步溯孟学之源,建立起“尧孟”的儒家道统。这既与《孟子》篇末之道统确立精神相契,“孔曾思孟”之说又显然与宋元以来四书学的建立与兴起直接相关[xxiii]

 

5.《赵注》、《朱注》之间

从《序》文看,吴莱之所以撰著《孟子弟子列传》,一是出于对《史记·孟荀列传》将孟子与荀子、邹衍诸子并提的不满,一是出于对《荀子·非十二子》非议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的反动。这两种原因的背后,又都是由于孟子在元代获得了官方封赠的“亚圣”地位。而且,《孟子弟子列传》撰成,恰与《史记》中的《仲尼弟子列传》匹配,孔孟并称、孟为亚圣的观念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不过,孟子弟子的具体名录,历代说法却不尽统一。元代之前,以东汉赵岐《孟子章句》(以下简称《赵注》)和南宋朱熹《孟子集注》(以下简称《朱注》)为代表。依《赵注》,有“孟子弟子”十五人:乐正子、公孙丑、陈臻、公都子、充虞、季孙、子叔(疑)、高子、徐辟、咸丘蒙、陈代、彭更、万章、屋庐子、桃应;另有“学于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这十九人,皆可宽泛地称为孟子弟子。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从太常议封爵孟子弟子十八人从祀孔庙,即基本依照《赵注》之说,惟除去滕更[xxiv]。依《朱注》,则以季孙、子叔(疑)二人非孟子弟子[xxv],且不取“学于孟子者”四人,故认定属于孟子弟子者仅十三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从赵氏之说者矣”[xxvi]。比如宋赵顺孙《四书纂疏》、元陈天祥《四书辨疑》、元胡炳文《四书通》、明胡广《四书大全》等四书类著作,皆从朱熹之说。而吴莱撰《孟子弟子列传》,著录孟子弟子十九,其数恰与《赵注》相同。有学者推断,吴氏乃在政和五年封爵十八人名单之上“益以滕更”[xxvii],而这一名单正与《赵注》相同,显然包含被朱熹排除掉的“季孙、子叔(疑)”二人。因文献不足,我们无由知晓吴氏去取之故,但他对待《朱注》并非盲从而一字不易,却是显而易见。猜度其中缘由:一方面,尽管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下诏重行科举,规定“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xxviii],但在吴莱生活的时代,《四书集注》并未取得如明清时期那般尊崇的地位,学者对《集注》文字或有不从亦属正常;另一方面,从学派归属上看,吴莱之学可溯源于永康陈亮,陈亮乃属浙东事功之学,与朱子之学本有差别[xxix]

 

四、体式与观念

 

通过前文考证,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旧题程复心的《孟子年谱》属于后人伪作,不当归入元代。如此,则元代较为可信的年谱、传记类著述不过各有一部,分别为吴迂的《孟子年谱》和吴莱的《孟子弟子列传》。

无论“孟子年谱”还是“孟子弟子列传”,从著述体式角度讲,在元代之前的整个孟学史上,都是少有的品目。“孟子弟子列传”之类著述,在元代之前几乎无考;“孟子年谱”类著述,元代之前较为流行者当为《孟氏谱》,据学者考证,“大概为南宋后期人所作”[xxx]。如此,则元代出现的这两部著述就显得殊有意义。“年谱”及“弟子列传”,皆针对孟子其人而发,而元代及之前之所以罕有问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文献不足,如《史记》关于孟子的记载便很有限,孟子的许多事迹“虽太史公不能具知,况后世乎?”[xxxi]这也直接导致了“自汉以来注家林立,鲜从事乎此者”[xxxii];之所以文献不足,真正的学术原因则在于孟子学术及政治地位的长期不彰。而宋元以来之所以会出现“孟子年谱”类著述,也正与《孟子》升子入经、其人封赠“亚圣”名号等孟学史上的重要事件直接相关。

如前所述,“年谱类”、“传记类”两种著述体式有着密切关联,不过细分起来,之间还略有差别。就元代孟学来讲,“年谱”更关注孟子其人其书在时间维度上的纵向伸展,体现出一种“历史观念”;而“弟子列传”更关注孟子其人其学在学派构成维度上的整体面目,体现出一种“学派观念”。因吴迂《孟子年谱》已经亡佚,无由知其体例,但就后世所见孟子“年谱”看,大概有两种不同形式:一是按时间线索梳列其人平生事迹,比如清人曹之升《孟子年谱》;一是将其著作按时间线索打散归置,比如题名程复心的《孟子年谱》,便是按时间线索重新排定《孟子》的篇次文字。而后一种处置方式,能够体现出撰者对《孟子》其书性质及大旨的认知,比如程氏《孟子年谱序》即称:

 

《孟子》非编年之书,安得以见梁惠王为应聘第一事?……一见曰“叟”,知非四十不动心之时,其不以游梁始,甚明著也。……《孟子》一书,无非欲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而弗放其良心也。以见梁惠王始,以不忍梁惠王终,以仁义君民之治统为前序,以尧、舜、汤、文、孔子见知闻知之道统为后序,此孟子作书之大旨,全不因岁月编次,故知不自见梁王始也。[xxxiii]

 

这一年谱编撰体式,可以从一个特殊角度深化对《孟子》思想的理解。

当然,元代之所以会出现“年谱”及“弟子列传”类著述,皆因孟子其人其书地位在元代的提升而来。而孟子地位之所以会在元代得到大幅提升,除去宋代以来的孟子升格运动和四书学的建立及推广,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元代统治者实行的“以儒治国”的文化政策。须知,元代是一个由北方蒙古族建立起来的特殊政权,统治者“重儒”观念的形成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但这一观念恰恰是孟学乃至整个儒学在元代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xxxiv]

(原载程志敏、张文涛 主编《从古典重新开始:古典学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



[i]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四书学史”(13&ZD060)、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辽金元孟学史”(13BZX05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孟学史”(11&ZD083)之阶段性成果。

[ii] 数据统计依照顾宏义、戴扬本等编《历代四书序跋题记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个别学人的朝代归属,本文与《汇编》略有歧异。

[iii]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3页。

[iv] 《经义考》在卷四十四《易学启蒙》一书下首次提及吴迂时,曾引黄虞稷之语,明确称其为“浮梁人”。

[v] 星源,地名,属徽州,婺源汪幼凤著有方志《星源续志》。

[vi]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31页。

[vii] 据今存《孟子年谱》“自述”原文,言“不可不编年者”当有六,非仅四也,或周氏所见为《孟子年谱》之另一版本欤?

[viii] 清·周广业:《孟子四考》卷四《里居辨邹聊之讹》,清乾隆六十年吾庐刻本。

[ix] 元·赵孟頫:《四书章图纂释序》,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五五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83页。

[x] 明·薛瑄:《读书录》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xi]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前揭,第1139页。

[xii]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卷十四,清嘉庆刻本。

[xiii] 单纯讲《孟子年谱》相关文字,可以推考撰者所处时代的孟学观,只是无法将其断然认定为元代。比如《年谱序》所谓“《孟子》一书,无非欲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而弗放其良心也”,体现出撰者对《孟子》主旨的认识;所谓“《论语》可编年,《孟子》何不可编年?《论语》编年,所以补《孔子世家》也;《孟子》编年,所以补《孟子列传》也”,体现出撰者的编年、纪传文体意识以及对孟子其人其书的重视;由文末在提及《论》、《孟》之后又称“惟子思《中庸》,史无记事,而《孔丛子》所载,语不雅训,无足考据,故止附见孔子”,又可约略见出四书学兴起的时代背景等等。

[xiv] 比如梁涛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先秦卷》中辨孟子生年时,即引《孟氏谱》、程复心《孟子年谱》等书结论作为依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318页)。

[xv] 比如《中国丛书综录》将《孔子论语年谱》和《孟子年谱》皆收入“史部传记类”,且将著作权归属程复心;《全元文》卷618和卷717亦分别收录《孔子论语年谱序》和《孟子年谱序》,亦并归于复心名下。

[xvi] 比如《千顷堂书目》、《经义考》、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等皆著录为“三卷”,而《续文献通考》、《续通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等皆著录为“二卷”。

[xvii] 明·宋濂:《文宪集》卷十六《渊颖先生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xviii] 明人焦竑云:“陈仁子曰:‘汉初不知尊《孟子》,迁也以孟、荀同传,已为不伦;更以驺子、淳于髡等杂之,何卑孟邪?’按史法有牵连得书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叹孟子所如不合,而驺子、淳于髡之流棼棼焉尊礼于世,正以见碔砆轻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驽马竞逐,其寄嘅深矣。仁子反见,谓为卑孟,是不知文章之宾主故也。”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如此处置乃因有“借客形主”之“史法”在,表面混杂“卑孟”,实为彰显孟子。见焦竑撰、李剑雄点校:《焦氏笔乘》上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2页。

[xix] 参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xx] 明·宋濂:《文宪集》卷十一《孟子弟子列传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文所引《孟子弟子列传序》文字皆出该本,下不一一。

[xxi] 元·吴莱:《孟子弟子列传序》。

[xxii] 元·吴莱:《孟子弟子列传序》。

[xxiii]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的作者分别被理学家认定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亦大大强调了孔孟之间曾子和子思的存在,建立起“孔—曾—思—孟—二程”的儒家道统。

[xxiv] 《宋史·礼志八·文宣王庙》载:“(政和)五年,太常寺言:‘兖州邹县孟子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皆拟定其封爵:乐正子克利国侯,公孙丑寿光伯,万章博兴伯,告子不害东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陈臻蓬莱伯,充虞昌乐伯,屋庐连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陈代沂水伯,彭更雷泽伯,公都子平阴伯,咸丘蒙须城伯,高子泗水伯,桃应胶水伯,盆成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子叔承阳伯。’”

[xxv] 朱子于《孟子·公孙丑下》“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下注曰:“此孟子引季孙之语也。季孙、子叔疑,不知何时人。”

[xxvi]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八《孟子弟子考》,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xxvii]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三六,前揭,第1200页。

[xxviii]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又《通制条格》卷五《科举》,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xxix] 参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前揭,第1827页。

[xxx] 张培瑜:《孟子的生辰卒日及其公历日期》,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1期。

[xxxi] 元·吴莱:《孟子弟子列传序》。

[xxxii] 清·周广业:《蓬庐文钞》卷四《书程复心孔子论语年谱孟子年谱后》,民国二十九年本。

[xxxiii] 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3页。

[xxxiv] 参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第一章,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5页。



来源:周春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