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贡南:“莫我知​”之叹

作者:刘贡南 时间:2017-05-05 点击数:384  【打印】 【关闭



如果说,“兼内外而言”是孔子“慎言”(不敢尽其所有余)的经典范例,那么,《论语·宪问》“莫我知”之叹中“意在言表”的言说方式则与“讱言”(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发)密切相关。

《论语·宪问》记载了孔子对子贡的“莫我知”之叹:

 

子曰:“莫我知也夫!”

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表面上看,这则对话与前文分析的《论语·阳货》“予欲无言”章在情景及其结构上非常相似,都是老师先提出问题启发子贡,子贡再发出疑问,老师传示微言大义,子贡都没能作进一步的回应,用朱熹的话来说,被老师寄予厚望的子贡所作的这两次对答多少都有些让人失望[1]。但仔细分辨以后,就可发现这两次对话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予欲无言”的主题是“言”,“莫我知” 所叹的则是 “知”;“予欲无言”所启示的是天亦无言(“天何言哉”),“莫我知”所启示的则是人不知而天知(“知我其天”);“予欲无言”问题的实质是通过“言”而教人知,“莫我知”之叹的目的则是通过“知”而教人言。它们之间的真正共同点则是二者都与行密切相关。

    历代注家对“莫我知”之叹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西汉孔安国所关注的是“下学而上达”,他的解释是“下学人事,上知天命”,似乎有把人天二分的嫌疑。东汉马融所关注的是“不怨天,不尤人”,他的解释是“孔子不用于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已亦不尤人”,虽然突出了孔子的反己自修与顽强性格,但也体现出解释者对“不用于世”与“人不知己”的在意[2]。魏何晏所关注的是“知我者其天乎”,他的解释是“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已”,并从对话中解读出孔子“莫我知”之叹的真实意图在于“自明其志”。据此,宋邢昺也认为孔子通过与子贡对话,实际所发出的是“无人知我志”,“唯天知己志”的感叹。[3]可见,汉代至宋初的学者从“莫我知”之叹中所读到的仅限于“知”的对象和“知”的背景。

程颐对“莫我知”之叹中的“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程颐认为,“莫我知”之叹实则孔子为启发子贡而发,并非如何晏所说,乃孔子要“自明其志”:“莫我知也夫!夫子以此发子贡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子贡宜可与言也,故以是发之。” 那么,孔子希望子贡知的是什么道理呢?程颐曰:“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显然,在程颐看来,“下学上达”就是孔子启发子贡所要达到的意图。程颐还用这“下学上达”的为学之道解释“不怨不尤”:面对“古之教人,必先于洒扫应对进退,何也”的提问,程颐答曰:“下学而上达,虽夫妇之愚可以与知者,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也。今夫居处恭,执事敬,虽众人能之,然彼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亦岂外是哉!然卒异于众人者,以众人习不致察,不能上达耳。夫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又曰:“王通曰:‘知命者不怨天,自知者不尤人。’王通岂知所谓命者哉!至如释氏,有因缘报应之说,要皆不知命者也。”下学能否上达,取决于“居处恭,执事敬”的功夫,并终身由之而致察知道。如果不能上达,责任完全在己,与马融所说的“人不知己”和“不用于世”无关,也与王通所谓“知命”、“自知”无涉。虽然程颐对其“知”的对象和“知”的方式有全新的理解,毕竟所看到的也只是“知”。

程颢对这一“叹”也有自己的解释:“自下而上达者,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释氏唯务上达,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元不相连属,但有间断,则非道也。”“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人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下学而上达,意在言表也。”[4]明道的这些解释从表面上看与伊川的理解完全一致。但只要仔细分辨,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明道的解释中没有“知”而只有“言”。尤其是“下学上达,意在言表”颇有些费解,但明道没作进一步的说明。

朱熹敏锐地捕捉到了明道的这一思想火花,《论语精义》把“下学而上达,意在言表”排在了“莫我知也夫”章的第一条[5],《语类》还记录了三次朱熹与门人关于“意在言表”的讨论:

 

问:“明道言:‘“下学而上达”,意在言表。’”曰:“‘意在言表’,如下学只是下学,如何便会上达?自是言语形容不得。下学、上达虽是两件理,会得透彻冢合,只一件。下学是事,上达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见得个理,便是上达,如‘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然亦不离乎人伦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尽所谓学耳。果能学,安有不能上达者!”㝢。

    “程子曰‘“下学上达”,意在言表’,何也?”曰:“因其言以知其意,便是‘下学上达’。”淳。

    问:“‘意在言表’是如何?”曰:“此亦无可说。说那‘下学上达’,便是‘意在言表’了。”广。[6]

 

在朱熹看来,“意在言表”的“言”,指的是“下学上达”。这样,与伊川不同,在朱熹这里,“下学上达”不是“意”,只是“言”,“言”外还另有“意”。“下学如何便会上达”虽“是言语形容不得”,并不表明这“言”外之“意”就不可言说。

《或问》认为“程子至矣,宜深味之”[7]。自然,“意在言表”之“意”也属“深味”之列。《集注》征引了明道这一解释[8],并描述了“深味”后的感觉:

 

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语意,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之妙。盖在孔门,惟子贡之智几足以及此,故特语以发之。[9]

 

与伊川认为“莫我知”之叹是要子贡明白“下学上达”的道理不同,朱熹认为“莫我知”之叹想要子贡领会的是“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妙”。显然,朱熹试图从“知我者其天乎”中探寻明道“意在言表”之“意”,即所谓“言”外之“意”。这个“妙”,也就是这个“意”。那么,“妙”在何处呢?《集注》“忍而不发”,但也没说“妙”不可言。从“盖在孔门,惟子贡之智几足以及此,故特语以发之”的推测来看,朱熹认为,孔子是希望子贡有所发的。这就可以推断,在朱熹看来,这一“妙”还是可言的。从朱熹与其门人的讨论来看,朱熹也非常肯定这一“妙”的可言。[10]

《或问》“莫我知也夫”章的第一问也是为这一“妙”感而设:

 

        或问:不怨不尤,下学上达,何以人莫之知而天偏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则不责之人而责之己。其下学人事也,则又不求之远而求之近。此固无与于人,而不骇于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达而与天为一焉,则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独于天理之相关耳,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独知之也。[11]

 

这里我们只能看出,《或问》似乎认为这一妙处与“下学上达”后的“与天为一”密切相关,并没有关于“妙”的具体描述。

    朱熹与门人黄义刚讨论时,认为“知我者其天乎”是思量不得、言说不得的:

 

先生顾义刚云:“公前日看‘知我者,其天乎’,说得也未分晓。这个只管去思量不得,须时复把起来看。若不晓,又且放下。只管恁地,久后自解晓得。这须是自晓,也十分著说不得。”义刚。[12]

 

显然,这是朱熹告诫义刚,如要天知,不要只在思量和言说上努力,而更要在下学人事上用功。

朱熹在另一次给学生解释“莫我知”之叹时,特别强调“夫子忽然说这一句做甚?必有个着落处”[13],他认为这一“着落处”便是“知我者其天乎”。门人林夔孙录曰:

 

在这里但说是‘不怨天’,于天无所怨;‘不尤人’,于人无所忤。‘下学而上达’,自在这里做,自理会得。……‘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与天相合也。[14]

 

这里朱熹对“知我者其天乎”作出了“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与天相合也”的解释,“与天相合”与《或问》的“与天为一”相比,也并没给“妙”增加多少内涵。

至此,已不难发现,如果试图从朱熹这里找到“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妙”,只能是徒劳。其实,通过对“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知”的讨论,可以发现,真正的妙处不是“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知”,而是言“知”的方式。在这里,最妙的就是明道提出的“意在言表”的言说方式。

关于“意在言表”,还有必要进一步作两点分辨:第一,其“意”可言,但只能“讱言”(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发)。第二,其“言”属“雅言”,而非“讱言”。

朱熹对《论语·述而》“子所雅言”章予以特别关注,这个“特别”主要表现在他毫无理由地以“常”释“雅”[15]。“诗、书、执礼,皆雅言也”[16]。朱熹注曰:“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17]自然,下学人事、笃志力行当属此“雅言”之列。

“意在言表”的言说方式,其妙就表现在“讱言”与“雅言”的并存。一方面既满足了对“罕言”之对象的言说,另一方面也适应了对下学人事的教导。[18]

“莫我知”之叹中,“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合而为“人不及知而天独知”)本身即“讱言”,朱熹认为孔子在这里期待的是子贡同样能以“讱言”的方式作出回应,“然惜乎其犹有所未达”[19],于是,抬出曾子做示范:“如曾子闻‘一贯’语,便曰‘唯’[20]。是他晓得。”[21]可见,曾子之“唯”,也是“讱言”的典型案例。[22]

当然,朱熹抬出曾子,同时也是针对子贡重言轻行[23]、曾子笃志力行的特点。这样,“意在言表”就成为擅言之子贡的专用教材。

朱熹对子贡“知”与“言”四个案例的解读,有两点给人印象深刻:一是以知、言见长的子贡在知、言方面总是不及默识的颜子和鲁钝的曾子;二是在解读的过程中动用了一些非常手段,如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贫而无谄”章的“切磋琢磨”作出全新的解释,毫无理由地把“子所雅言”章的“雅”解释为“常”。通过对“告往知来”与“天何言哉”的解读,凸现出子贡在“知”上存在的两方面问题:一是“专求之于言语之间,而不察诸践履事为之实”;二是不明白“不待言而理自著”的道理,不擅于从天理的流行中去求知。通过对“博施济众”与“莫我知”之叹的解读,则反映出子贡在“言”上存在的两方面问题:一是言之不慎;二是重言轻行。对于传道者来说,知、言方面的材质是必须具有的基本条件,从前辈学人的言语中获“知”,可以使道得以传承,从客观事实中获“知”,可以使道得到弘扬,以慎言、讱言、雅言等合适的方式向后辈学人言道,可以使道得以传承。但与知、言的作用相比,对传道者来说,行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行,才能使“知”、“言”中包含的道得以落实,道之不行,“知”、“言”之道就会逐渐失去其光辉。曾子鲁钝,拙于知、言,却成为成功的传道者。子贡擅于知、言,但由于诸多问题,使得本来具有的知、言优势俱皆丧失,虽“终闻性与天道”,最终也明白了“言不可不慎”[24]的道理,但在传道方面却一无所成。所以,在朱熹看来,子贡的问题虽然表现在知言上,其实质则是行的问题。朱熹在“切磋琢磨”上琢磨,以“圣门为学功夫”释“来”,在“雅言”上不讲道理,以“常”释“雅”,两者相得益彰,实因子贡在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为。其实,知、言、行的作用机理不会仅仅局限于传道,不管是前人经验的传承,还是同代人思想的交流,或者不同宗教、文化的沟通,同样都有其作用发挥的空间。甚至可以设想,如果更加重视知、言、行的思考与实践,包括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在内的一切个体之间的相处,是否会变得更为和谐呢?

可见,如果仅有乐道的传承理念,在传道实践中没有合适的知、言方式以及行作为保障,道的传承就可能变身为“巧言”。




[1] 如前文所引,《论语集注》卷九关于子贡对孔子“天何言哉”无回应的评价是:“此亦开示子贡之切,惜乎其终不喻也”(《四书章句集注》,前揭,页180);《论语集注》卷七关于子贡对孔子“下学上达”无回应的评价是:“盖在孔门,惟子贡之智几足以及此,故特语以发之。惜乎其犹有所未达也!”(《四书章句集注》,前揭,页157

[2] 《说苑·志公》更是重点着墨于这一对话的背景:“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纖介之恶,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于是喟然而叹曰:“天以至明为不可蔽乎?日何为而食也?地以至安为不可危乎?地何为而动?”天地尚有动蔽,是故贤圣说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灾异并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3] 以上诸释说均引自《论语注疏》,前揭,页199

[4] 以上二程的解释均引自《朱子全书》柒《论语精义》卷第七下,前揭,页504505

[5] 同上,前揭,页504

[6] 《朱子语类》第三册卷第四十四,前揭,页11411142

[7] 《四书或问》,前揭,页335

[8] 见《四书章句集注》,前揭,页157

[9] 《四书章句集注》,前揭,页157

[10] 如据徐㝢记载:门人问:“集注言:‘惜乎子贡犹有所未达也。’ 若子贡能达之,如何?”曰:“他若达之,必须有说,惜乎见夫子如此说,便自住了。圣门自颜曾以下,惟子贡尽晓得圣人,多是将这般话与子贡说。他若未晓,圣人岂肯说与,但他只知得个头耳。若晓得,亦必有语。如‘予欲无言’,‘予一以贯之’,也只如此住了。如曾子闻‘一贯’语,便曰‘唯’。是他晓得。”又如据沈僩记载:门人问:“‘莫我知也夫’与‘予欲无言’二段,子贡皆不能复问,想是不晓圣人之意。”曰:“非是不晓圣人语意,只是无默契合处。不曾有默地省悟,触动他那意思处。若有所默契,须发露出来,不但已也”(《朱子语类》第三册卷第四十四,前揭,页11391141)。

[11] 《四书或问》,前揭,页335

[12] 《朱子语类》第三册卷第四十四,前揭,页1141

[13] 同上,前揭,页1137

[14] 同上,前揭,页11371138。与林夔孙同堂听课的黄义刚录为:“‘不怨天’,是于天无所逆;‘不尤人’,是于人无所违忤。‘下学’,是只恁地去做;‘上达’,是做后自理会得。这个不响不唤,如水之无石,木之无风,只帖帖地在这里,宜其人不能知。若似其他人撑眉弩眼,恁地叫唤去做,时人却便知。但圣人却不恁地,只是就平易去做。只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处。……人既不能知,则只有天知。所以只有天知者,是道理与天相似也”(《朱子语类》第三册卷第四十四,前揭,页1138)。

[15] 《四书章句集注》,页97。“雅”一般都被释为“正”。程树德也提出质疑:“雅者,俗之反,无训常者。经有《尔雅》,诗有《小雅》、《大雅》,皆训正言……程子亦依古注。朱子解《论语》多从师说,独此条与之相背何也”(《论语集释》第二册卷十四,前揭,页477)。

[16] 《论语·述而》。

[17] 《四书章句集注》,前揭,页97

[18] 朱子与门人徐㝢曾于1190年同时讨论过“罕言”与“雅言”的问题:“天地造化阴阳五行之运,若只管说,要如何?圣人于易,方略说到这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只看这处,便见得圣人罕曾说及此。”又举“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处却是圣人常说底。后来孟子方说那话较多”(《朱子语类》第二册卷第二十八《公冶长上》,前揭,页725)。

[19]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前揭,页157

[20] 《论语·里仁》。

[21] 《朱子语类》第三册卷第四十四,前揭,页1139。《集注》引尹氏“孔子之于曾子,不待其问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复深谕之曰‘唯’。若子贡则先发其疑而后告之,而子贡终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学之浅深,于此可见”,并作按语:“夫子之于子贡,屡有以发之,而他人不与焉。则颜曾以下诸子所学之浅深,又可见矣”(《论语集注》卷八《卫灵公第十五》,前揭,页161162)。

[22] 《四书或问》对曾子之“唯”有详细的解读。参见《四书或问》,前揭,页184185

[23] 《四书章句集注》引范祖禹“子贡之患,非言之艰而行之艰,故告之以此”释《论语·为政》“子贡问君子章”之“先行其言而后从之。”(页57)朱子与门人讨论时也指出:“此为子贡而发”,“只为子贡多言,故告之如此”(《朱子语类》第二册卷第二十四,前揭,页580)。

[24] 《论语·子张》。



来源:刘贡南著《道的传承:朱熹对孔子门人言行的诠释》(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7月)第二章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