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资深学者梁存秀先生去世

作者:本网综合 时间:2018-01-15 点击数:422  【打印】 【关闭

 

讣  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梁存秀先生于2018年1月15日4点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遵照梁存秀先生遗嘱,后事从简,不举办告别仪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18年1月15日





梁存秀,别名梁志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夏季,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曾任《哲学译丛》责任编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主编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自然辩证法部分常务副主编。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


先生主要译著:


《从哲学看控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先验唯心论体系》(与薛华合作,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

《自然哲学》(与薛华等合作,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与沈真合作,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

《感觉的分析》(与洪谦等合作,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


先生主要论文: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目的性与因果性》(《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逻辑东西与理智直观》(《哲学研究》1985年第4期);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进化与退化》(《康德黑格尔研究》(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德国哲学》(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谢林》(《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梁存秀:我有我哲学 


“我6岁参加儿童团,9岁当团长,17岁参加地下党,我干的事儿多了,看的事儿多了。政治那个东西都是悬在上面的,没有生活根基的。一定要有劳动的能力,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就靠我那‘两亩菜地’维持生活,谁也不巴结。”


夏天说来就来了。门口几个饭馆子又要对着梁存秀家“呜呜”排废气,把人熏得受不了。和往年一样,梁存秀决定逃离三环之内的“水深火热”,张罗着搬到小汤山的老人院去。


“小汤山那边是北京最好的。我是选的。东边不去南边不去,要不北边要不西边。因为北京有个上风下风,下风的地方是污泥浊气的,上风的地方是比较干净的。这是北京老规矩。”



出个门,还要如此这般郑重其事,不明就里的人,恐怕要笑话了。然而这风格放在梁存秀身上,却也正是人事相宜。搞了大半辈子形而上的哲学,所奉守的,不外“真我”二字。他既要真我无亏,行起事儿来,一举一动便都不能苟且。


“他做事一板一眼的,始终如一,没有变过,”他的学生、中央党校教授李文堂说,“不理解的人,可能对他的风格会无法接受。”


梁存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鼎鼎有名的一位德国古典哲学翻译家。80岁了,为人、处世、做学问,一成不变“死脑筋”,要的还是一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他的长处就在于思考,独立思考。德国古典哲学里有一种为真理而求真理的精神,他一直有这样一个追求,非常认真。”合作者们说,“人学哲学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追求一种永恒价值。”


梁存秀正在主持中国社科院的《黑格尔著作集》翻译工程,卷帙浩繁。此时移居老人院,当不是去享清福,而是为了更好地“探索真理”。每年一次,他会把工作带过去,集中精力在那里做翻译。台前案头,紧锣密鼓,他的身边,也常常是三样“宝贝”相映成趣:书、稿、药。


“我这个人啊,无形当中的东西太多。我们探索真理的,不为升官,不为发财,我就想探索个真理。不追求真理的人,是感觉不到其中的乐趣的。”


不当“淮南王”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梁存秀的哲学,概而言之八个字:不入“酱缸”,干点实事。《黑格尔著作集》的编译工作迄今已推进5年,5年下来,他是一条实干路线走到底,将一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风气全部打出门外。课题组成员11人,没有一个是游手好闲不干活的。


梁存秀素来喜欢提倡“按劳取酬”,由此规则一堆。因为是重大课题,院里拨了100万“巨款”给他们作课题经费。他就煞费苦心地给课题费分出个等次,最难译的千字400块,较难译的千字300,容易译的只给200。他那个得了白内障的老伴,也是课题成员。为示区别,他让她先劳后酬,劳动量一样不少,没有一点怜惜弱者的意思。给别人定的都是按劳取酬,酬劳要相等,他自己风范有加,必须劳大于酬,比别人多干一些活。


“我们这些人也是各种事务比较多,真的没一个比他干得多。5年里他翻译的字最多,就是吃苦在前,干活最多。”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李理说,“事无巨细,他什么都管。我们觉得也挺好,他管那么多,我们就少点事儿。”


课题经费,不是他这个主编大笔一挥就完事儿的。他不能苟同这一通行惯例,非要采用什么“瑞金时期红军的办法”,定期核算账款两清,从课题组内到所里到院里,大费周章地加以公开。


“他要公布谁干了多少活拿了多少钱,一笔一笔特别清,账单列出来后他早就送到所里和科研局了。反正就要公之于世。我也不去看。我们都觉得有点太过分。没有一个课题组是这样做的。”李理说,“只要这个组的人内部公开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必要跟不相干的人说呢?”


听到这种意见,梁存秀很不以为然。


“应该让全国人民知道!你拿了人民的钱,搞了科研,你现在要报告钱是怎么花的,科研成果怎么样。没这个怎么行?这是对纳税人负责。”他是老解放区出来的,也难怪要特立独行一点,“人民的小米一粒都不能浪费,这是我们土八路讲的。现在有些科研人员都往自己袋子里揣钱。他们污七八糟是他们的事,将来历史裁判他们吧,裁判不了我。”


他倒是清身洁己得可以。课题组现在已经截稿了两本书,很快就要付梓。梁存秀也不打算把自己的名字搁在主编栏里了,那一栏最后会署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黑格尔课题组”。具体到每本书,谁干的活就署谁的名字,灼然不谬。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户晓辉说,“他不突出个人,我们愿意跟他。如果他是那样的人,我们不愿意跟他了。”


梁存秀这是在和“淮南王”们呕气呢。他打心眼里就瞧不起《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刘安,斥其本没啥学问,完全是网罗一批门客捉刀代笔,而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又给学术界做了坏榜样,以致现如今想当“淮南王”的人比比皆是,都想不劳而获,坐收名利。


“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不劳动,我不仅不让你吃饭,你连名誉都不应该有。”梁存秀说,“谁干就是谁的。这与领导地位的高低无关。”


遥想20年前,他就和“淮南王”们划清了界限。1981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一个高规格的“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一水儿的高官名流组合。梁存秀也是其中成员。他把那张星光熠熠的名单拿过来划拉一遍,发现真正能干活的只有4个人,其他的要么是外行,要么已老朽,啥也干不了,权当摆设。


梁存秀很不客气地声明退出了这个委员会。过不了几年,这个里外空空的委员会就散伙了。临到算账,钱也花了不少,事儿也没有办成。此类虎头蛇尾的事见多了,他就一定要亮明立场。


“他就要表示他不是这样的,他老说我是干事儿的,是办实事儿的。特别坚定,不为所动。”李理说,“聊天也都是说工作上的事儿,他老给你说他在干什么,他已经干完了什么,还要干什么,然后总体设想是什么,挺有意思。”


很多像他这样的老头,退下来在社科院就再见不着人了。原则上讲,梁存秀每周二是必定要到单位“上班”的。去老人院之前,他已合计过,回城一趟需要两个小时,先打电话叫“黑车”朋友把他送到天通苑,再换乘地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7点30分进食堂吃早饭,8点到办公室。满打满算,踩着钟点。如今肩负“黑格尔工程”,就更是按部就班,分秒必争了。


“我经常收到他寄来的材料,编辑说明啊,黑格尔目录啊,他经常跑到邮局去寄,而且早上早早起来。他经常在早上9点多给我打电话,‘我今天早上好几件事情已经完成了,’精力非常充沛。”李文堂说,“有一点童真,也不管世事纷纷怎么变化,还是一直死心塌地搞他的事业。”


他有“两亩地”


专业是根本,其他皆浮云。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度授予一批资深研究员“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称号,梁存秀也在其列。那时候,他正携同老伴在远郊的老人院里埋头忙活他的事情,安适自在。等到颁授证书大会召开,主席台上念到他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奇怪没有人上去接收。所里的党委书记出面替他领下来,回头着实把他埋怨了一顿。


“据说这个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里面,有职务的或担任过职务的占绝大多数,大家认可的、行内认可的往往没有当上。”清华大学教授、梁的编外弟子黄裕生说,“你说人没有名利之心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上帝。他要的名利是原则之下的。梁先生他有一些自己的原则和坚持。他会根据自己的坚持去衡量这个东西我能不能要,该不该要。”


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的“特权”,是于每年院务大会上评议各项工作并提出建议。自有此项制度以来,院里已经召开过6次会议,梁存秀只参加了两次。头一次,他是真心实意跑去提意见的;第二次,是老伴苦口婆心劝他去的。这以后,照他老先生的意思,是一次也不想再去了。“会上定的任何东西,表面上让你来讨论,实际上是不可更改的。除非是赞扬他的。第一次我就提了几个很尖锐的意见。我知道,他们就对我很不感冒。最近又在开,我就告诉他们,我不参加,不要叫我。”他从面前桌上抓起一本书,举在手里,“真正有用的是这个,对这个荣誉学部委员,我就无所谓。”


把书本啃得津津有味的一介老知识分子,对于那许多人情世故,他是件件不通,也不想件件去通。这大约是命中早就注定了的事情,所以也就索性来他个愈老愈不能够开窍。


“我们是搞专业的,不搞钻营。钻也钻不到一起。”


凡事都有一个机会成本,权衡取舍不过一念之间,可惜梁存秀偏偏未加把握。他本来是可以有一番锦绣前程的。1950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他当上了学生党支部书记,分片负责4个系的政治思想工作,归时任学校党委委员、团委书记胡启立的领导。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掉了链子,想当研究生,去发展他的辩证思维,索性辞掉这项工作,转而把兴趣尽悉放在哲学上。多年以后,人家给他推算了一遍,要是当年他一直往政界发展,说不定后来也是一大官了。


去读研究生,他又认识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一支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关锋问他毕业以后去不去“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梁某人见多识广,门道谙熟,深知搞政治危险、搞专业保险,故而坚辞不就。


“我6岁参加儿童团,9岁当团长,17岁参加地下党,我干的事儿多了,看的事儿多了。政治那个东西都是悬在上面的,没有生活根基的。一定要有劳动的能力,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就靠我那‘两亩菜地’维持生活,谁也不巴结。”


底气十足的梁存秀,是解放后、“文革”前中国培养出来的两位德国古典哲学翻译家之一。1956年分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为了培养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人才,所里为14个年轻研究人员开起了首届为期一年半时间的德文学习班。梁存秀的“两亩地”就是那时候播的种。这一届只培养出了他一个,其他人据说都被外界的各种诱惑勾走了心思。有这两亩一般人种不了的“地”,关门自为,他也就不需要靠仰人鼻息、压抑自我去混饭吃。


“你要上他们家去,他们生活状态就是那样,没别的事,永远是摊开的文稿和字典,他们的生活就是工作,就围绕着这个。”李理说,“我觉得真正的学者,可能就是这样的。他已经把它变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变成了他的乐趣。”


梁存秀为自己有“两亩地”种颇为志得意满,他也要求跟着他的10几个年轻人要学会甘守“菜地”,不要三心二意,反被外边的花花世界迷惑。他为此喊出的口号,尤其豪迈,“坚定不移走人类文明大道,死心塌地译世界学术名著”。


“你想一下王亚南、郭大力,不仅翻译了《国富论》和《人口论》,译《资本论》他们花的时间最长。你知道这些东西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有多大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唐僧取经者,也可以啊,为什么不好呢?”


向费希特看齐


凭着“两亩地”,他就可以吐气扬眉,然而钻进去出不来,太唯学术、太力求自相一致,就不免有点“一根筋”、理想化。


“人和所研究的哲学是一体的,不是分离的。他这人耿直,说话没有遮遮掩掩的,要有不同意见,当时就反驳,不会给你留什么情面,”学生们说,“经常大会小会上去放炮,不管你官儿大小。”


有一次哲学所内召开党小组会议,不习惯会上有老干部坚信不疑地认定自己的发言代表真理,梁存秀憋不住,也出来发个言,说什么“行政级别高并不一定代表真理就多”。针锋相对的情形一多,嘴巴上倒是过瘾了,可是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会被盯上。运动一来,立刻被打进右派,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


说来也奇怪,别人鸡飞狗跳,纷纷被整趴下,他还是那样一副硬邦邦、直挺挺的样子,即物穷理、秉性不易。到最后把自己的老师、大翻译家贺麟也开罪了。


贺麟当年给学生们讲授黑格尔的《小逻辑》,梁存秀虽是毛头小子,对这门学问已经颇为通晓。老师为人谦虚,说梁存秀视野开阔,学有所长,有什么心得见地,不妨加进讲稿里去。他也就很不客气,把人家只有7万字的讲稿一下子弄成了12万字。


“一方面我向他学习,另外我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也帮他,就是一个教学相长的关系。老师有他的优点,但也有局限性。”他说,“我的思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不是一个谦虚的学生。”


受到激励,他又要进一步推翻老师。1950年,贺麟翻译出版了《小逻辑》。对这个瑕瑜互见的本子,贺麟并不满意。其后虽经修订,依旧乏善可陈。也许在老师这不过是一个姿态,梁存秀拿着棒槌当针纫,还就认了真,第一个跑出来扬弃老师。1982年,他着手修订《小逻辑》,彻底给他来个改头换面、荡涤干净。贺麟终于不高兴,叫他不要搞了。


老师正式发话,他也没有罢手。新本子译出来了,径直交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社那边却要顾及尚在人世的大师贺麟的尊严,就压了下来,告诉他等10年后再出版,没有成全他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1992年,贺麟病故。老师逝世前,他去探望,师母对他说,“梁存秀,你要对贺先生有意见就说吧。”他也不管场合,张嘴就来一段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里的话。


“我说只有一句话想重复一下,‘年龄越长的,道德水平越低;社会地位越高的,自私心越盛’,这是贺先生教我的。我没有忘记。”


后浪赶前浪,梁存秀的思想还蛮放得开。2005年一肩挑起《黑格尔著作集》工程,他把一帮并不像他那样定力十足的年轻人召集起来,让他们跟着他一起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基本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性的一面,你不能通过权力或某种方式控制别人,真正的合作就是相互承认各自的独立性。”黄裕生说,“课题任务是根据各自的兴趣分配的,他也能理解,也能尊重多样性。”


他们共同设定了一个慎密的互审机制。再是个大翻译家,干出来的活也不作数,必须经由审读程序字斟句酌,互校互核,没有人可以独断专行、一手包揽。更富有特色的一条,是“他会当面批评你,你也可以批评他”,总之是学术无禁区,观点不苛同。他自己把这做法概括为“择善而从,集思广益”。


“不这样,就出不了名著啊。那天我跟一个学生说,你小子注意了,你要嫌麻烦,不愿多花功夫,结果书上面出了错,你将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勇于自律很重要,他这个抓着一大摊事务的主持人,忙里忙外,要率先垂范,事无大小,涉及一些看似无关大碍的地方,也非弄个条理分明不行。


“有些时候为了找一两条注解,到图书馆去找资料,一两个月才写出几条注解。我就说你这么个干法,图啥?”户晓辉说,“你图稿费就那么几行字,就是千字100,你也没有千字。读者看不看还两说呢。无论从实际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上讲,好像都有值不值得的问题。”


这样做,是对粗制滥造的坏学风有所保留。1976年,他和老伴合译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4万字,一共花了4个月时间,恨不得精雕细刻。这样译出来的东西,是要接受历史检验的。他出去讲课,每每给人家开个书单子,把自己译过的书目列入,和别人对赌差错率。



“如果你们在里边找到一句话是错的,这次印刷的稿费就全部送给你了。谁找到错误就送给谁。有人说梁老师你是不是太骄傲了?我说不是我骄傲,我开的单子他们是找不出来的。我不开的单子,我知道里边还有问题,还不踏实。”


哲学的纯粹性,强化了梁存秀的性格定势。这帮助他更深地停驻在费希特遗留下来的命题之中——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人的生存目的,就在于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感性。在更迭不定的岁月中,梁存秀保全了这样一份“单纯”,总是期望明白无误地告诉别人自己主张什么,反对什么。


“搞这个还是要贯彻一个民主、科学的原则。凡是涉及真理的问题,不能够让步,一定要讨论……费希特值得我学习,不耍花招,从来表里一致,光明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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